人物简介
吴思科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司长，2000年至2007年先后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2009年至2014年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在互联网上搜索吴思科大使的资料，除了大量他关于中东问题的论述和媒体对于他工作的报道之外，关于他个人生活的描述很少。
通过专访，我们对他的人生经历有所了解。我们不仅看到一位莘莘学子奋发报国的赤诚与求索，更看到吴思科大使长期致力于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友好事业的不懈追求。
从积极开拓能源外交到倡导推动理论与外交实践相结合工作，再到持续以中国理念建设性地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等，吴思科大使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外交人“忠诚、使命、奉献”的崇高追求。
勤奋求学
1946年，吴思科出生于安徽省颍上县一个偏远的乡村。该县偏远、贫穷，那时有“安徽的西伯利亚”之称。但同时，颍上东临吴越、西接中原，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此交融，有着辉煌灿烂的人文历史。在这里，有文化的人很受尊重，人们对文化有着美好而强烈的向往。
吴思科很小就走进了乡村的学堂，上学期间放过牛、割过草，也做过农活，对知识的渴求和对贫苦的忍耐几乎构成了吴思科整个童年生活。
回忆儿时生活，几乎年年闹粮荒，父辈们忙活一年，还是不能保证全家人都吃饱饭，冬春季节更是难熬。
小学五六年级，吴思科就要到离家七八里路远的刘集小学，早出晚归，中午带点干粮在学校热一热、喝点开水，就是一餐中饭。冬天遇到雨雪天，路上满是泥泞，几个小伙伴穿着草窝子去上学，脚就像泡在冰水里，但还是乐此不疲，从不缺课，直到1959年考入县城的中学——颍上中学。
颍上中学创建于1909年，前身可溯至1909年（宣统元年）的“乙种蚕桑学堂”，几经更名，1969年定为“颍上第一中学”。
颍上县第一中学创建于1909年，1969年学校更为现名，2003年学校被确定为安徽省示范高中。
进入颍上一中后，吴思科转为非农业户口，享受国家供给的粮食。不久后赶上困难时期，大家都很饿，“有人说饿极了看见石头都想咬一口，我非常了解那种感觉”。
那时候学校老师很关心学生，想方设法保证学生的健康。学校自己养了些猪，在附近的地里种了菜，春天还会摘校园里的槐树花掺和着吃。有一段时间，学校减少上课时间，停止上晚自习，要求学生休养生息。
回母校探望时，吴思科大使跟现在学校的学生谈到了那段困难时期。尽管生活困苦，生活条件不好，但是对彼时沉浸并享受学习的他似乎都不算什么。他痴迷上了文学，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古今不少文学名著，吸收知识。他感慨地说：“正是那段时间对文学的爱好，为我的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缘阿语
困难时期“什么都在缩减”，颍上一中全县唯一的高中部缩减招生名额，从原来的六个班级减少为两个，共一百多名学生。全县几千名应届初中毕业生闯了一次真正的独木桥。吴思科成为幸运者，得以晋升高中。这时的吴思科似乎更体会到学习机会得来不易，更加珍惜学习时间，尤其对文学产生更大兴趣，并成为班上的语文课代表。
1965年高考，吴思科根据学校领导的意见，报考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简称北二外）英语系，并一举中的。他觉得考大学比当初考高中的压力要小得多。
现在的言谈中，他对自己的中学老师充满了感激之情，“老师们确实是把教师这个职业作为天职，教书育人。在颍上一中读书的六年对我影响非常深，为我打下了文化和多方面的基础，使我之后的人生都得益甚多。”
1965年9月，吴思科同颍上一中考取北京高校的五名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千里迢迢到北二外报到时，吴思科发现自己的专业被转到了阿拉伯语系。学校给他改专业的解释是英语系的学生都是在中学学过英语的考生，他们有了一定的基础，这样授课就不用从头讲了。于是，在这种略显简单的分配方式下，吴思科开始跟阿拉伯语打交道。
第一学期考试时，吴思科的学习成绩还是拔尖的，阿拉伯语的笔试和口试都得了满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学期刚开始，他在寒假期间写的一篇回乡见闻的作文被老师在大课堂上朗读，这无疑使这个来自偏远地方的学子更增添了自信心。
然而，一年级还没学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就袭来了，停课、到处大串联，学校“翻天覆地”了。后来，二外搬到河南明港附近的一个农场作为干校，在那里接受“再教育”。
伴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外交努力日趋活跃，中国的对外交往也逐步增多。干校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开始明显重视外语学习，教学时间也明显增多。
1971年，外交部派人到干校考察，招一些学生去驻外使馆学习，为培养外交人才做准备。
1971年7月初，吴思科与他们一起走进了外交部大门。这一批，从各个外语院校共招收五十多名学生。经过一个月从政治学习、外事纪律到如何打领带、服装搭配等的集体培训后，他和另外四名同学被派往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他们的身份是学习员，一到使馆就被送到巴格达大学文学院学习。
外交部之所以选择把学阿拉伯语的学生派往伊拉克，一是因为伊拉克跟中国关系友好，二是伊拉克有很好的学习语言的条件。
刚参加工作时的吴思科在巴格达留影。（图源：人民网）
怀着急切的心情到达巴格达后，学员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恶补专业功课，状态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要跳到阿拉伯语的海洋中吃饱喝足”。
吴思科回忆道，“那时候，我们确实感觉到了自己在语言和各种知识方面的不足，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连老师都说我们像‘饥渴极了的人’。”
除了在巴格达大学文学院和学生们一起上课，使馆还为他们专门请来一位中学教语法的伊拉克教师，集中讲授艰深的阿拉伯语法，《古兰经》也是他们的教材。即使这样，也不能满足吴思科的学习需求，使馆规定的中午休息时间也被他利用起来，找伊拉克籍花工聊天。
宫达非大使
时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宫达非非常有远见，他要求使馆工作人员不能随便安排他们干杂事，怕打扰他们学习。为保证他们的学习时间，宫大使还特意给他们五个人安排了一位厨师。作为实习，使馆有外事活动的时候也要他们参加，并让他们列席使馆的形势讨论会等，一边学习一边接触使馆的工作。
“宫大使确是一位非常有长者风范的领导。”谈到那段学习生活，吴思科很是感慨。
起点埃及
时光如梭，吴思科顺利圆满地通过了两年的学习测试。1973年年底，吴思科被分配至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成为驻埃及大使馆研究室的最年轻组员。
在驻埃及大使馆，吴思科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使馆的领导读报做“剪刀浆糊调研”，即把每天报纸上的重要信息裁剪、分类整理。每天的重要新闻及评论也需要翻译成中文并油印。此外，他还有写材料、电报之类的工作。涉及翻译的工作他几乎也都积极参与，甚至不用安排，就“主动上门”为兄弟部门的领导做翻译，目的是争取更多机会锻炼自己的口语。
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埃及、联邦德国大使张彤
1974年秋，张彤大使接替柴泽民大使，吴思科除了给大使做翻译外，还跟随张大使学习写调研报告。
那时，十月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穿梭访问，中东和平谈判紧锣密鼓，举世瞩目。埃及与以色列能否实现和解，牵涉到地区乃至世界格局的改变。刚涉足外交工作即遇到这样的风云变幻，对初入外交大门的青年真是难得的机遇。
吴思科回忆，有一次张彤大使安排他起草一份关于基辛格访问中东的报告，“我当时觉得很兴奋，认为基辛格访问比较成功，他离开的时候很得意，所以我用了‘踏花归来马蹄疾’这样比较花哨的辞藻来形容。张彤大使看到我写的东西已经是晚上了，他把我叫去，跟我说调研报告不能这样写，应该用很朴实的语言，写清楚背景、事态过程、成果以及影响，不需要这种夸张的语言。”张彤大使一边说，一边自己动手修改，基本上是另起炉灶。
“我坐在他旁边，随时准备回答他对一些基本情况的询问。当时我非常忐忑，恨不得旁边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
现在想来，吴思科非常感谢老一代领导手把手地“传帮带”。后来由他起草初稿的另一份调研报告得到国内通报后，张彤大使特别高兴，“那天一大早，张彤大使就在食堂到处找我，想及早把那个消息告诉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教我学会如何钻研问题、写报告”。
吴思科这一任，在驻埃及大使馆先后经历了柴泽民、张彤、姚广、刘春四位大使。这几位大使都是老革命，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吴思科在潜移默化和耳濡目染中学习如何处理复杂的外交问题和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
“我记得姚广大使经常给我念叨的话：‘你人在埃及，那眼睛就要朝南瞅着红海南端的大洋，朝北瞅着欧洲，还要瞅着美国、苏联在干什么，不能只看到埃及。’”
是“老外交们”教会了他全局观。经过6年的磨炼，1979年，吴思科被任命为随员，这在当时还是挺冒尖的。
秘书经历
1980年5月，吴思科离开埃及，回到外交部亚非司一处工作，和同事一起主管埃及事务。由于此前在使馆的工作打好了基础，吴思科在一处的工作比较得心应手，有时还被借到别的单位做翻译、在国内接待代表团和陪同出访。
1981年夏天，亚非司司长周觉通知他，经过考察，决定派他给外交部副部长宫达非当秘书。谈起这段时期的工作，吴思科感叹做秘书是一种独特的经历，“特别是在处理部内各单位的关系上，学会了换位思考，了解了各部门都有自己的特点，工作也各有各的难处。广泛地阅读对扩大视野特别有帮助，很多原来看不到的研究型文件看得很过瘾。”
不仅如此，其间，他陪同宫达非副部长第一次到了阿拉伯国家之外的欧洲和非洲六国出席国际会议和访问，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如此两年半之后，吴思科主动提出“要出去”，理由之一是担心时间长了自己容易“眼高手低”。正好当时驻外使馆里的阿拉伯语人员确实很短缺，宫部长同意了他的申请。
1984年1月7日，吴思科作为二等秘书到驻叙利亚大使馆工作。时值春节临近，他到达使馆时研究室空无一人，他一人支撑研究室半年时间，经常得到林兆南大使的直接指点。两年后，他升至一等秘书，任研究室主任。
在叙利亚使馆工作，他赶上林兆南和王昌义两任大使，两人的文字功底都很深，吴思科说从他们身上受益颇多。
能源文章
1996年6月，吴思科奉调从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位置上回国，任外交部亚非司司长一职。他是继“阿拉伯语界的大哥大”杨福昌之后，第二个小语种干部走上亚非司司长这一职位的人。
“接受这个工作之后，我觉得担子很重。除日常工作外，当时也琢磨如何针对西亚北非地区的特点打开工作新局面，应有些新创意，为国家的发展和外交总局服务。”吴思科说，除继续关心巴以问题、为推动和平进程做工作之外，利用同地区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为经济建设服务，应成为亚非司的工作重心。
1997年春，吴思科和时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一起。
中东是能源富集地，吴思科继续探讨和深化前任班子提出的“做石油大文章”的思路，把重点放在了通过跟产油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推动能源合作的战略思路，同时通过加强能源合作促进双边关系有更实在的内容，促进政治关系的加强，实现良性互动，从而为我国的发展大局服务。
他作为司长主持的第一次地区使节会，就邀请了几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与会，共商如何深化与阿拉伯中东的能源合作事宜。
20世纪90年代，苏丹被西方国家列为“政治上的另类”，对与苏丹的石油合作采取抵制的态度，但作为友好国家，中苏两国均有开展合作的愿望。苏丹驻华大使阿里非常积极地促进此事，也得到中方积极的回应。
吴思科司长与阿里和中国驻苏丹大使张维秋保持联系、交换看法，就积极支持开展石油合作达成共识，同时提醒注意防控风险。
之所以有风险也要开展合作事宜，吴思科大使有自己的见解：“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在石油合作方面，中国是后来者，比较理想的产油国已经很难进入，必须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
中国在苏丹的油田项目
中苏石油合作工程开展得非常好，我们的队伍打出去以后真是有战斗力，除了勘探打井开采石油，一千多公里的管道在较短时间内就建起来了，炼油厂的建设速度和质量也都震惊当地，中国公司创造了效益，也极大地带动了苏丹经济社会发展。跟苏丹的合作成为我国对外石油合作一个非常好的共赢模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实现了以良好的政治关系带动战略性能源资源的合作。
项目完成后，吴思科还参加了石油系统的表彰大会，作为外交部的代表为获奖者颁奖。“中国和苏丹的合作成功也让西方某些人不舒服，包括拿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说事。但中方并不回避热点问题，而是根据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挥作用，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不仅如此，与苏丹的合作打开了中国与其他产油国合作的局面。“非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到苏丹去访问时都要去中国公司建造的炼油厂去参观，并提出要用同样的模式进行合作。包括我后来再到埃及去工作，埃及的石油部长就说，埃及的条件比苏丹要好，应该在埃及也搞这样的项目。”
亚非司司长吴思科致力的“石油大文章”还没有做完，对于中东问题的关心和研究也开始走上理论联系实际的解决之道。
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