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天震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党组成员。
由于工作关系，十二年外事生涯中我接触了一些市级领导干部，特别是1986年以后，作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我曾为三位市委书记（芮杏文、江泽民、朱镕基）、三位市长（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及诸多副市长服务过，自然从前辈身上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也增长了诸多知识。
汪道涵市长与外国朋友在一起。
汪道涵市长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谦和恭俭让的待人之道及其常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在外事圈里是颇受称道的。有时我甚至觉着即便在接受他的批评时，依然可以从他的面容和语气中读出“慈祥”二字。这也是我由衷敬佩他的缘由所在。
市长常告诫我们：“外事活动不是应酬之作，我们的每一次涉外，都是沟通外部世界、增进相互了解的机会，要舍得下功夫。”为此，他率先垂范，不独以真诚、谦和待人，更以超乎常人的学养、睿智和儒雅风范尽心尽力扮演着历史所赋予的角色，宣传中国，了解世界，令对外活动常出新意，在国际友人中颇有口碑。
在我的外事生涯中，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一次，汪市长要会见一批外宾，由于分管同志的失误，通知汪老时将会见地址报错而耽搁了时间，对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事后，我以市府外办主管处长的名义承担责任，并向汪市长写了书面检讨。待再次见面时，汪老宽厚地把我叫到身边说：“请转告同志们，外事无小事，当用心去做。”没有责怪，也没有训斥，仅“用心”二字即够我受用一生。今天想来，“用心” “要舍得下功夫”，这些听来是那么浅显的道理，恰恰折射出我们同汪市长之间的差距。
接触多了，市长有时也会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一些我们通常不大见着的别样个性。
1984年10月，联邦德国的科尔总理来沪访问。12日下午，我领受了接机任务。汪市长及政协主席李国豪教授等一干要员在贵宾候机厅小息，我独自站在门外等待。不一会儿，市长也出来了，依然带着一脸笑容，很随意地同我闲聊了起来。
我对他说：“外边风大，您还是进去休息一下吧，飞机还有一会儿才到呢。”
“不了，就在这儿待待吧，进去也没什么可说的。”
见市长身着一袭中山装，我随口问道：“道涵同志没穿西装吗？”
“不穿。到国外去，我穿；在家，绝对不穿！”
此刻，我的目光落到了市长的上装上。我诧异地发现，在正襟处有一块比5分硬币还大的淡淡的油渍。
短短几分钟内，市长就给了我“三小惊”：他从高官毕至的应酬中抽身而出，不想在自己觉着“没什么可说的”情势下硬去“合群”，这或许正显现了一种恬静的生活态度；他执意在国内不穿西装，在当年风行一时的“西装潮”中自然也算是使了一点小性子；而从那套穿在身上的带了一点淡淡油渍的中山装来看，市长显然是踩着钟点从办公室直奔机场而来，出于对平素衣装仪容的自信而未特意去更衣换装，这似乎又显出了他不喜刻意雕琢梳理的大气风范。
眼前的汪道涵，在我眼中似乎更加鲜活了起来。
江泽民市长（左二）会见美国朋友。
时任市委书记芮杏文较少参与外事活动。江泽民则在市长、书记任内都对外做了大量工作。他来上海前，在电子工业部任部长之前就是外事局局长，外语很好，除英文外，俄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和法语都不错，有时在特定的场合他可以在英语、俄语、法语之间无障碍转换。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工作需要，他甚至还学会了巴基斯坦的一种小语种“乌尔都语”。
1986年上海大专院校学生闹学潮，市长江泽民亲赴交通大学，在礼堂与上千学生对话。当时我不在现场，据说会场上有学生在他面前大谈“民有、民治、民享”，并借此向市长提问：“你知道这是谁说的？”
江泽民坦然回答道：“这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63年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提出的主张。”
接着，他反客为主反问学生：“你们有谁能把这篇演讲完整地背诵出来？”
见学生无人接话，市长不慌不忙，以娴熟的英语大段背诵了“演讲”中的一段，背完后问道：“是否还需要继续背诵下去？”
此刻，偌大的礼堂鸦雀无声，学生们终于被镇住了。
江市长外语虽好，但在外事活动中从来不会让翻译人员难堪，如需即兴发言，通常也会事前与译员沟通一下。
我在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任秘书长时，时任市委书记江泽民是我们的名誉会长。那时，我们的接待工作常常会在民航服务等诸多环节上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有关业务处长当着书记的面在会长会议上抱怨，江都会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他说：“同志们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碰到不少困难，这个行业不属地方管，但我去政治局开会时一定把这些情况带上去，这些‘瓶颈’不畅通，是会拖外交工作大腿的。”
他不仅熟悉外事，而且十分体贴外事干部的辛苦。我接触过的副市长大多是市委1983年大力提拔“第三梯队”年轻干部时选入市级领导班子的新生一代，其中叶公琦、倪天增二位在民间颇有口碑，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劳模副市长”。
由于在工作上超负荷投入，有一段时间叶公琦生了场大病，引起了市委的重视。为爱护中青年干部的身体计，有关方面特意组织他们参加保龄球运动。于是，保龄球运动在当时曾一度成了一种“时髦”。
我和同事们都很尊重这两位朴实无华的副市长，也很愿意配合他们开展外事活动，实际上与他们的合作也非常愉快。但有一件事却令我长久愧疚，深感对不住我们的“劳模副市长”。
叶公琦副市长
1986年的一天，按计划叶公琦同志要会见一批民航华东管理局的客人。然而如同往常一样，提前十分钟到达会客厅的叶副市长足足等候半个小时仍不见外宾人影。我在机关接到现场同志的电告后，通过红机联系东航，方知他们此前安排客人到苏州游览，本以为能准时返沪参加会见，可偏偏临时出了状况，由于当时没有手机这样一类便捷的通讯工具，所以无法得知具体情况。我只得临时取消了副市长的会见。
这件事，东航方面的安排有问题，但作为外事主管部门，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也是有教训的。第二天，我向叶公琦同志递交了书面检讨报告，以主管业务处处长的身份承担了责任，而公琦同志却没有片言只语的责怪。
倪天增副市长
倪天增负责市政建设这一摊。水、电、路、煤气、交通、邮电等这些与人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事情都归他管。我曾多次配合他的对外活动。有一次，倪天增对我说：“有人说咱们两人不仅名字相近（谐音相近），甚至长相也有点像，看来咱们真成了‘同名兄弟’了。”
由于过度劳累，倪天增早早华发初生，及至“知天命”时节便英年早逝。噩耗传来，大家都很悲痛。我写了一篇悼文《沪上忧民一劳人——悼倪天增副市长》怀念故人。后来，此文被倪夫人郑礼贞亲选收编于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仆倪天增》一书。
黄菊副市长
黄菊是我在外事工作中接触较多的一位副市长。当时他身兼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府常务副市长二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名为“留日研修生联谊会”的群众团体曾打着黄菊的名义申请开展对外活动，由于不明背景，我们没有回复。后来，在对外活动的间隙同黄菊同志有过几次简短交流，亦多是围绕地方外事话题的泛泛而谈，没有太多实质性探讨。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1988年“南翔撞车事故”发生后，黄菊指导救援遇险日本中学生时的一些记忆。
1988年3月24日下午14时20分，在真如南翔编组站附近发生了一起两列火车迎头相撞的惨烈事故，遇险者中包括日本来沪旅游的一百多名中学生。黄菊和倪天增两位副市长随即亲临现场，组织抢救。由于机车相撞后严重变形，救援工作进展较缓慢。
傍晚，有位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来到救援指挥部，要求到事发现场采访，我陪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L接待了他。L副主任向他介绍了救援工作的进展情况，并说明为保障救援工作的有序进行，暂时不主张记者前往现场采访，希望得到他的理解。
日方记者不满中方的决定，情绪显得十分急躁。他大声说道：“日本孩子遇到车祸在受难，难道作为同胞，我不应该到现场看一看，把他们的实际处境报道给他们的家人吗？”
在再三劝说无效的情势下，L也来了情绪，他高声对那位日本记者说：“在中国的土地上，希望你能遵守中国的法律！”
然而对方仍是不依不饶，针锋相对地大声说：“难道中国的法律上规定了‘日本中学生在中国遭遇车祸，日本记者不得进入现场采访’吗？”
对话到了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顶牛”下去了，于是轻声向L副主任建议，是否可以请示一下黄菊副市长，允许日方记者在我方现场指挥的安排下就近察看现场？L稍加思索后同意了我的意见，并让我去当面向黄菊同志请示。
黄菊同志耐心听取了我的汇报，对我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可以允许日本记者现场采访，但有个前提要向记者交待清楚：记者应当服从现场指挥安排的行走路线，不能干扰现场救援工作。”为慎重起见，黄菊嘱我再请示一下江泽民市长，并向市长转达他本人的意见。
江泽民同志在电话中支持了黄菊副市长的意见，并说：“我们对所有记者的现场采访持开放立场，我们不阻挠记者采访，但采访必须在不干扰救援工作的前提下有序进行，希望记者给予积极配合。”
随后，在对日本记者作了明确交待后，我带着他进入现场，请现场总指挥、上海铁路局局长韩抒滨同志给他做了现场介绍，并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经历了这一次工作接触，我对黄副市长的工作作风和处事风格有了较为直接的认识。
阮崇武副市长
后来担任过海南省省长、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阮崇武此前曾在上海任副市长，分管外事及台港澳事务。他常来外办现场办公，同各处室干部聊聊工作、听听意见，为人还是很随和的。这一点很像他的前任赵行志。
任副市长前，阮崇武在市科协主持工作；再早，在中国驻西德使馆出任科技参赞。他对欧洲比较了解，在对外活动中常常会以适合欧洲习俗的意见纠正下属在接待外国客人时的一些习惯做法。
1984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同济大学，我负责联系该校的接待工作。科尔来沪前一天，10月11日，我在同济忙乎了一天，同校方一一落实接待工作的细节。晚上9点，阮崇武来检查，我又陪着副市长一处一处查看。当走进“12·9礼堂”时，他指着主席台上方的横幅会标说：“快把它拿下来，外国人不讲这一套，太土，不要！”又指着主席台的白色桌布说：“换掉！记着，在国外只有饭店才用白台布。”
直率，似乎是阮崇武个性的一个标记。
谢丽娟副市长
谢丽娟是1985年当选进入该届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在副市长的分工中，她负责教卫及民政一摊。人们对当时市长群体中这位唯一女性的初步印象很不错。她优雅大方，待人谦和。我记得在对外活动中，最初与她合作时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外事工作方面我是个新兵，请大家今后多多关照、指点。”
事实上，我们感觉得到，无论从悟性上看还是从角色的进入看，她的表现都是很优秀的。她几乎很快就迈过了“过渡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便能把握住对外涉事的方寸，显现出落落大方、游刃有余的涉外能力。她所接待过的外宾对她务实严谨、不尚空谈的政务风格有一致的好评。
前日本社会党参议员肥田美代子就曾对我说，她觉得同谢副市长交谈，既轻松又充实，经得住回味。她还说，第一次见面就领略了副市长外柔内刚的风范，“她很像我们社会党党首土井，是一个很务实的政治家，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坚韧不拔的信念，但外表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非常亲切可人的大姐。”
1989年秋，肥田美代子同谢丽娟的会晤是两个政治家在极富女性温馨的气氛中进行的。
起初一见到谢副市长，肥田美代子显出了一丝紧张。她对谢说：“我去年刚被选为参议员，是政界的一个新兵，望副市长多多指教。”
谢则说：“能在男人林立的日本政坛占据一席之地，同为女性的我真为你感到自豪。”
肥田告诉副市长，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长女22岁，二女20岁，小儿子18岁。她曾当过药剂师，生下第一个女儿之后就改行搞起文学创作，直到现在。
谢丽娟接着她的话说：“太好了，你是药剂师，我是医师，咱们都是人民的‘白衣卫士’！”
“姐姐说得真好，我喜欢‘白衣卫士’这个称号，它能让人感觉到一种使命感”，说这番话时肥田显然已经放松了许多。
肥田美代子向谢丽娟介绍了几天前刚结束的日本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称该党已作出决议，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交往，以提高自身在国际活动中的影响。她说：“我同社会党土井委员长是朋友，她建议我多来中国看看。”
谢丽娟告诉肥田，她本人很欣赏土井政治家的形象和风度，并说：“我的丈夫看电视时对日本妇女的贤妻良母形象印象甚好；我则更喜爱土井委员长身上那种政治家的大气，一种完全脱出家庭环境的事业型女性形象。我想，她也许更能代表日本现代女性的气质。”
“谢谢姐姐对土井的欣赏，我想她获知这个消息后一定会很高兴”，肥田惊喜地说道，“走出家庭，这的确是我们这一代妇女的职责。”
谈到各自进入政界的经历时，谢丽娟告诉肥田，上海的市长、副市长是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选举时不许候选人“许愿”，也没有助选团队，候选人以姓氏笔画为序逐一陈述施政意见。“我的姓氏笔画最多，被安排在最后发言”，谢丽娟娓娓道来，“我前面的人讲话条理清楚，也很具激情，而我当天上午因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做更充分的准备，自觉没有其他人讲得好，但我却当选了。”
对于这个结果，谢丽娟分析说：“可能主要是两句话起了作用：第一，我说‘我是女性’，而之前九位都是男子；第二，我说‘我是民主党派成员’，而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也许正是这两句话使我从他们之中脱颖而出！”说到这里，谢微微笑了一下。
肥田含笑接口说：“除了这两条之外，可能姐姐你的魅力也是一个加分因素吧！”说罢，在座的所有人都欢畅地笑了起来。
“能结识谢副市长我真的非常高兴，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好姐姐”，会见即将结束时，肥田真诚地对大家说。
谢丽娟则拉着她的手说：“希望我们的见面能像连续剧那样一幕接一幕！”
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