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钱其琛（1928 - 2017） 1928年1月，生于天津，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人；
194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相当大学文化；
1942年-1945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
1945年-1949年，任上海《大公报》社职员并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男中学委委员，徐龙区学生区委副书记；
1949年-1953年，任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共青团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
1953年-19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1955年，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
1955年-1963年，任驻苏联使馆二秘、留学生处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1963年-1966年，任高教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1966年-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1982年，任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1982年-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
1988年-1991年，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1991年-1992年，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1992年10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93年7月-1995年12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
1995年12月-1997年7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
1997年9月，当选为第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8年3月-2003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98年5月-1999年12月，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
2000年1月，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十三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
2005年11月，被授予蒙古国最高勋章——“北极星”勋章，以表彰其长期以来为发展蒙中关系所作的贡献；
通晓俄语、英语，略通法语。
留苏工作
1955年夏天，苏联团校的学习还没结束，组织上就通知我，毕业后留在驻苏使馆工作。
我们刚到苏联时，我国驻苏大使是张闻天同志。1955年初，张闻天奉调回国，由刘晓同志出任大使。陈楚同志和张德群同志先后在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工作。那时，我国一年中同时在苏联的留学人员约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敖德萨等地也有不少人。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所有与留苏学生有关的事务，例如联系院校、确定专业、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乃至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要处理。留学生管理处的主任是教育部派来的参赞李滔同志。
在留学生管理处工作时，我几乎到过所有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并有一年的时间住在列宁格勒，专职管理那里的1000多名留学生。
1960年，我调到使馆研究室，主持调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调回国。
1955年7月底，作者于莫斯科大学前留影。图源：《外交十记》
从1954年去苏联团校学习到1962年回国，我在苏联学习、工作了8年。这期间，苏联内部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西方舆论也广为传播。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两党发生分歧。
从1959年起，中苏开始了为期30年的“冷战”。我1962年初回国时，中苏两党正处于“十年论战”的高潮，而两国关系正在一步步滑向严重的对抗。
重返莫斯科
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社会有什么变化。
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行驶整整一个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从车窗望出去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桦树、广袤的草原……风光依旧。只是沿途看不到什么大的建筑、新的工厂或新的城市。
列车一站站停靠时，从行色匆匆的旅客们的衣着和行李上，以及车站小卖部抢购食品、到处有人拎着面包的情况来看，苏联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好像停滞了。当年赫鲁晓夫吹嘘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显然已成了泡影。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乘客已经寥寥无几了，和十年前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几乎可以独享整节车厢，旅途烦闷时只能和乘务员聊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了，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位于莫斯科列宁山友谊大街6号。
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使馆正前方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从使馆楼顶可以清晰看到。
从使馆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尖顶上闪亮着硕大的红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这所大学的大礼堂里向留苏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留学生们高喊着“为祖国建设奋斗50年”的口号来回应，场面激动人心。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在。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驻苏大使是刘新权同志。使馆有三位政务参赞，除了我，还有马列和王荩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
有一次，在旅途中，我们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们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们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 “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从1954年算起，断断续续，我在苏联度过了整整十年，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而最后这两年，则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和困难的时期。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