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振东1936年1月生于北京顺义区南彩镇坞里村；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留校任教；1961至1964年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语；在中国驻瑞士（1964-1967年）、法国（1973-1980年）、卢森堡（1983-1986年）、乍得（1988-1992年）大使馆工作，先后任二等秘书、参赞（代办）、大使等职；在外交部西欧司和非洲司工作时，历任副处长、参赞、大使等；1987-1988年，率领中央六部委讲师团到湖北省执教，任讲师团团长；退休后，曾应聘担任一些市、公司的顾问。
作者简介
柯忆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提前毕业留校，1960至1973年在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任教13年；自1973年在我驻法国、卢森堡和乍得使馆任外交官（随员、二秘、一秘）14个春秋；回国期间在外交人员服务局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行政管理部副主任、外交学会理事等职。
给邓大姐读报
柯忆：抵达巴黎的第二天，邓大姐提出在她用早餐的时候，使馆派个人给她读报。使馆领导指定研究室负责，成立读报小组。研究室让我每天在邓大姐吃早饭时给她讲述国内外重要新闻。
清晨，天还没亮，司机拉着英文翻译孙玉玺同志（后任我国驻阿富汗、印度、意大利、波兰大使）去买当天出版的各种报纸，分给大家划出重点标题。我听完电台广播，抓紧时间准备，然后到邓大姐下榻的宾馆。邓大姐一见我就亲切地说: “麻烦你啦，你叫什么？”我答后，她笑说：“这名字好记。”又问我是哪里人，我告是湖北人，邓大姐说：“你可没什么口音啊！”几句家常话，把我的紧张情绪吹得烟消云散。
大姐一边用餐，一边认真听我简述新闻。当她听到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出生于1910年，日本前首相，1978年12月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出任总理大臣并组阁，在任日本外相和首相期间积极促进中日恢复邦交，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积极推动日本对华发展援助，1980年6月12日病逝于东京）病逝时，又核实了一遍，对我说：“大平正芳是中国的老朋友，我想给日本驻法国使馆送花吊唁，你帮我请示一下使馆领导。”事后，她还请示国内，以她的名义向大平正芳的家属发了唁电。她如此细心，处处想到该做的工作；又如此虚心，尊重使馆领导，使大家深为敬佩。
1980年6月，作者夫妇与访法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大姐合影。（图源：作者提供）
我们夫妇有幸在她身边临时工作，很想和她合影留念，但她老人家那么忙，我们没敢提出。她猜透了我们夫妇的心事，早餐读报后，她对秘书赵炜同志说：“大家照张相吧。”我们立即高高兴兴地在她两旁，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全体读报小组和邓大姐合影。后排右一为孙玉玺，后排右三为蔡方柏。（图源：作者提供）
以后，在她接见使馆全体同志时，我把读报小组介绍给她，她特意与读报组全体成员，包括司机一起照了相。
严于律己的邓大姐
1980年6月，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大姐访问法国受到我使馆人员热烈欢迎。（图源：《追忆难忘的外交岁月》画册）
周振东：邓大姐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给使馆增添麻烦。使馆领导考虑到大姐已过古稀之年，怕她对西方饭菜不习惯，提出是否送些稀饭、面条、咸菜，大姐坚持不要，我们只好作罢。其实送餐的家什使馆一应俱全，以备有的领导人不习惯西餐之用。
第一天抵达巴黎时，因为忙于其他事情，我没来得及为她安排午饭，另一位同志为她点菜。晚上，我为邓大姐点了菜，饭后赵炜同志对我说：“行了，小周，以后大姐的吃饭问题就交给你了，今晚大姐吃得很满意。”她又小声加了一句：“中午吃得不太满意。”
邓大姐虽是第一次到巴黎，但对巴黎的景物并不陌生，因为周总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常给大姐寄一些照片、画片。大姐很喜欢吃羊角面包，中饭、晚饭时也想吃，于是我找宾馆主管商量。主管说：“我们只在早餐时供应，中午、晚上都没有。”我说：“早晨多准备一些，留到中午、晚上吃。”问题迎刃而解。
姚广大使内部宴请前，让我问问大姐喜欢吃什么。我一问大姐，她说吃什么都行，由使馆安排。赵炜同志在旁说：“来一个红烧肘子吧。”大姐马上批评她说：“就你事儿多，使馆准备什么吃什么，还要点菜！”赵炜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儿似的辩解说：“又不是我要吃，我是给小高（指警卫高振普同志）要的。”其实红烧肘子在使馆来说是最普通的菜，对厨师来说，手到擒来，晚上这道菜上了桌。
邓大姐、秘书赵炜同志和作者周振东合影。（图源：作者提供）
邓大姐非常随和，谁要求和她合影留念她都同意。我听赵炜嘟囔说：“哼，谁要求照相都跟人家照，还要自己出钱洗相片送给人家，上个月的工资都洗相片啦！”
重见邓大姐
周振东：大家都知道周总理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我看邓大姐的记忆力也不逊色。1982年，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梅尔马兹访华，邓大姐宴请。她的秘书赵炜见到我，便拉我到大姐面前说：“大姐，你还记得他吗？”大姐站起来毫不迟疑地说：“周振东，你爱人柯忆好吗？”我不禁愣住了：大姐访法期间，我是全程陪同，柯忆只是在她早餐时给她讲述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事隔两年之后，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竟能毫不迟疑地叫出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使我惊讶不已。
我在卢森堡使馆工作回国休假时给邓大姐带去一些预制好的羊角面包坯和法国奶酪。没想到赵炜同志通知我可以到中南海去见她，我带女儿到了西花厅，邓大姐亲切地问长问短，还让她的警卫高振普给大家照相，称他是“活雷锋”。那次我带的是老式徕卡照相机，需要把镜头先往外拉一下，再往旁边一拧，固定后才能照。可惜我激动之余忘了告诉小高，结果照片都不清楚，真是万分遗憾。
邓大姐和作者周振东及作者的女儿在西花厅的合影 ，模糊的照片却留下来清晰珍贵的记忆。此为经作者朋友雷刚努力恢复后的照片。
邓大姐送给我们一份《长寿》杂志，送给柯忆一条方丝巾。她托柯忆去比利时探望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托恩的夫人，并送去一本杂志，托恩夫人十分感动。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走了，但是她对工作的周到细致、待人的宽厚和蔼、在生活上的随和朴实都传为佳话，成为我们的楷模。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