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朝鲜板门店军停会工作的日子（下）

朝鲜停战初期，军停会开会频繁，每次开会时间较长，后来逐渐减少，只有应双方中任何一方提议才召开会议。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每年平均仅召开五六次军停会会议。

我常驻朝鲜三四个月后的1987年春天，美韩举行年度“协作精神87”大规模军事演习。朝中方面在3月27日要求举行第437次军停会会议以讨论此举对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联合国军”方面则按以往做法，建议在数日后的4月3日举行此次会议。于是，我有机会第一次参加了军停会会议。

军停会是1953年7月28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一天后成立的，由交战双方十名高级军官组成。每方有五名军官，其中三人应为将军级，其他两名可以是上校以上级别的军官。

朝中方面的人员组成，起初是由朝鲜人民军的一位中将担任首席委员，再加上志愿军两名将军级委员和朝鲜人民军两名少将级委员。

后来，随着参与停战机制的志愿军代表团规模的压缩，朝中方面改为由四名朝鲜人民军委员和一名志愿军委员组成。

首席委员通常由朝鲜人民军一名少将级军官担任，排在第二位的委员是志愿军一名少将级军官，另外三名委员由朝方一名少将级军官和两名大校级军官担任。

“联合国军”方面的首席委员一直由美海军少将级军官担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改由韩方一名少将级军官担任。其余四名委员在停战初期分别由美、英、加拿大、菲律宾等“联合国军”出兵国军官担任，后来则主要由美、韩将校级军官担任。

按惯例，军停会会议在上午11时举行。当天，志愿军代表团参谋人员提前出发，以便与朝方的参谋、秘书人员在委员们到达之前预做准备。

军停会会议室是一栋蓝色的平房，占地面积大约100平方米。会议室共有南北两个出入口，四周安装了很多玻璃窗户。

这样既可以保持房间敞亮，也为了便利记者从室外观察会议情况，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军停会一方带领参观者进入军停会会议室时，另一方可以从窗外监视里面的活动。

军停会会议室里共有13张桌子，中央的一张大长桌是双方首席委员和委员们共用的，两边各有五把椅子。

主会议桌上像停战谈判初期一样，铺着绿色台呢，双方首席委员面前各有一个小讲台。用于连接麦克风的电线作为军分线固定在桌子的中央，将长条桌平分成南北两部分。

桌子两头竖着两面高20多公分的旗子，西侧的是朝鲜国旗，东侧的是联合国旗。

其他12张桌子是双方参谋军官和语言人员使用的，南北两侧的桌子张数和摆放位置完全一致。

在室内各自一侧入口处靠右手的角落里，均有一个用作同声传译的小隔间。在南方一侧同传间的墙上，陈列着出兵参加朝鲜战争的美英等国家的小国旗和联合国旗。在北方一侧，只有英文向朝文的同传，以便为首席委员起草发言稿的人员能及时起草回应发言。

10时55分，朝中方面的秘书长与志愿军代表团的首席参谋进入会议室。这意味着朝中方面的首席委员和委员即将进入会议室，因为军停会的传统是提议召开会议的一方委员首先入场。

10时58分，军停会会议室北侧入口处传来警卫用朝文喊“立正”的口令。此时，朝中方面的参谋人员全体起立，首席委员、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李泰浩少将首先步入会议室，身后跟着志愿军委员田胜将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其他三名委员。

我们刚一入座，就听到南方一侧响起用英文喊“立正”的口令。对方的参谋人员也全部起立。“联合国军”首席委员彭德利海军少将及其他委员鱼贯而入。

像通常一样，军停会开会期间，“联合国军”方面派出由美、韩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出兵国军队组成的仪仗队在共同警卫区南方一侧巡逻。朝鲜人民军的小分队也不时在会场区巡逻。

会议期间，尽管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仍有不少从平壤和汉城赶来的记者和包括中监会代表、志愿军代表团家属在内的参观者从窗户外观察会议。

双方你来我往地进行了几轮辩论，由于同一发言内容需要用朝、英、中三种语言表达，会议进行了3个半小时。下午2时半左右，李泰浩首席委员提议休会，彭德利首席委员表示同意休会。当“联合国军”方面翻译分别用朝文和中文翻译彭德利的发言内容时，所有的代表已经开始收拾各自的文件。

会议一结束，首先是双方的委员离开会议室，参谋人员随后也迅即离开。会场外，朝中方面的所有汽车已经发动，并排好队。像战争期间的停战谈判一样，人一上车，汽车即浩浩荡荡扬长而去。几分钟后，我们所有的车辆已全部开出共同警卫区。

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在非军事区外检查站办公楼前与我们握手道别。有时，我们还会在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营地聚餐，庆祝朝中方面在军停会所打的胜仗。

秘书长会一般讨论人员越境、失踪人员遗体或遗骨移交等政治性不强的问题，仅使用朝、英文，会议气氛相对轻松些，基本没有记者等人围观。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板门店还曾举行过多次南北各层级会谈、南北离散家属团圆活动等。这些活动一般都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志愿军代表团的工作虽然单一，平时生活也比较单调，但非常有规律，大家也想方设法丰富业余生活。

我们饭后经常结伴外出散步，回来一起收看电视。我们的驻地距离韩国很近，加上有外接天线，所以可以收看韩国和美军的电视节目。如果赶上刮风下雨的天气，电视天线被吹歪了，电视信号就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常常得派人跑到阳台上去调整天线的方向。

后来国内派人在我们主楼前台阶旁的草地上架设了一个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可以收看到国内的十几个电视台节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我们星期天经常外出散步、郊游或爬山，有时去开城市的子男山旅馆打台球。后来我们从国内订购了一个台球桌，从此不再需要专门去子男山旅馆了。

星期天只吃两顿饭，下午全处一起包饺子是永远不变的安排。

我们每年都要为朝方、中监会举行新年、建军节、国庆等招待会，通常还要放映纪录片、故事片电影，有时还为中监会举行游泳等消夏联欢活动。

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也为志愿军和中监会代表团组织各种活动，包括新年、2月16日金正日总书记生日、4月15日金日成主席生日、4月25日朝鲜人民军建军节、9月9日朝鲜国庆等。在清明节时，我们通常与朝方和波、捷代表团一道去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烈士陵园扫墓。

有一次朝方还安排我们与中监会波、捷代表团在成均馆与当地群众一起庆祝“五一”劳动节，并表演了合唱等节目。朝方还组织我们到非军事区里插秧、割稻。

夏季，板门店会议活动有所减少。朝方会组织志愿军和波、捷代表团一同去朝鲜各地参观访问，通常去北部山区或东部沿海地区的名胜风景地，一般出去要两三周时间。据说，朝方也单独为瑞士、瑞典代表团组织类似的活动，但时间要短一些。

朝鲜人民酷爱户外活动。周末和节假日，开城地区的男女老少通常携酒带菜，背上长鼓、吉他等传统和现代乐器，年轻人喜欢带上一个录音机，到附近的山里赏花、郊游、野餐。

朝鲜人民仍然保持着过清明、端午、中秋等与中国一样的传统节日的习惯。

有一年冬天，志愿军委员田胜将军向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提起自己过去曾观看过开城艺术学校学生表演的事，人民军代表团遂决定组织我们到艺术学校礼堂观看一场由学生表演的文艺节目，人民军代表团、开城市政府领导陪同，部分艺术学校的学生出席。节目持续了大约45分钟，主要是朝鲜歌舞表演，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比较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如《南泥湾》《学习雷锋好榜样》等。

开春后，为了表达我们的谢意，田胜委员邀请艺术学校的负责人、节目表演者，以及开城市政府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领导来我们营地进行联欢。联欢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客人们很喜欢中餐，朝鲜式集体舞把整个联欢活动推向高潮。此后，每当我们外出散步路过开城艺术学校时，学生们都会热情地用简单的中文向我们打招呼。

长期以来，由于宣传报道不够，国内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朝鲜停战机制和志愿军代表团仍在朝鲜参与执行《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情况。

联络处同事经常戏称我们是比熊猫还宝贵的珍稀动物，他们还向我讲了一些志愿军的有趣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一列从辽宁丹东开来的火车抵达北京站。一名50多岁的军人从火车软卧车厢里走了出来。人们注意到他军装左胸前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布质胸章，便开始交头接耳，并猜想这一定是一位刚刚参加完朝鲜战争有关电影拍摄的明星。其实，人们看到的军人是王健将军，一位曾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此时，他是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委员，刚从朝鲜板门店出席军停会回国。

类似的故事也经常发生在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身上。我的前任陈参谋曾讲过一个他在朝鲜的有趣经历。

一次他参加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组织的休养旅行，在朝鲜东北部中朝边界的惠山附近，他看见仅隔着数米宽的小河对岸的中国同胞正在那边劳动，就主动向他们打招呼。当他们听说他是在朝鲜的志愿军时，感到非常惊讶，其中一个人见他身材消瘦、头发稀疏（其实他当时才40出头），就不解地问道：“朝鲜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您为什么还留在朝鲜呢？”

我每次在国内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军停会志愿军代表团工作人员时，人们总是先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便问道“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中国尚未实行军衔制度。因此，参加停战谈判的志愿军代表使用了工作军衔，将军级委员、上校级首席参谋和少校级参谋等。1955年，中国军队开始实行军衔制，在军停会工作的志愿军代表也被授予相应的军衔。1965年6月，中国废除了军衔制，志愿军军衔也同时被取消。

在此期间，军停会志愿军代表团人员甚至没有工作军衔，因此每个人在名字前面只有一个称呼——“同志”。朝鲜人民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同事一般用“同志”称呼我们，瑞士、瑞典、美国和韩国的同事们则用“先生”来称呼我们。

我曾经在驻韩美军1985年出版的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军停会组成的文章。在提到朝中方面时，我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田胜委员被写成“田胜同志”。

1988年10月1日，中国恢复军衔制度，在军停会工作的志愿军代表团人员也被授予军衔。田胜委员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联络处处长被授予大校军衔，副处长被授予上校军衔，其他人员被授予少校或上尉军衔。

我是外交部派出的，作为特例被授予工作用的中尉军衔。我们同时换发87式军服夏装，冬装式样不变，仅以带军衔的肩章取代以前的红五星肩章。

如今，我离开板门店已经30多年了，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复杂多变，板门店和军停会机制这期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20世纪90年代初，因朝方反对“联合国军”方面首席委员改由韩国人担任，而拒绝出席军停会的任何活动。应朝鲜政府建议，派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于1994年撤出开城。此前，应朝鲜政府要求，捷克、波兰代表团先后撤离非军事区。至此，军停会机制名存实亡。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