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维1929年出生，青少年时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在上海亲眼目睹国土沦丧、日本侵略者凌虐同胞的悲惨景象，深感沦亡之苦。当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思想已在幼小的心灵里开枝散叶。
上海解放前，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和上海震旦大学，受到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和主张的感召，开始认识并向共产党组织靠拢。高中和大学期间，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清楚记得当时的革命学生运动口号是：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反对独裁专制，要民主，反内战，反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赵维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遂向就读的上海震旦大学地下党组织提出正式参加革命队伍。几天后，党组织对他说“你英文好，又懂法文，历史清白”，于是推荐他报考中央外事学校。到了当时的北平，由两位穿我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干部主持面试。他们先让赵维谈了谈个人经历和对共产党的认识，随后又拿出一本英文版的《世界史》，要他随意打开一页并朗读书中内容。赵维按照考官要求，流利地朗读了书中的一段内容之后，主考官面带笑容地对他说：“等通知吧！”几天后，赵维接到入伍通知，先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革命知识、党的历史和政策。
1949年10月1日，赵维及其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同学有幸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赵维奉调进入新成立不久的外交部工作，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他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副领事，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二秘，外交部亚非司东非处处长，中国首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参赞，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首席政治顾问等职。从联合国秘书处调回国后，赵维被任命为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1991年光荣离休。
赵维大使离休后，初心不忘，牢记使命，经常向各种媒体和公众宣讲新中国为恢复其在联合国中合法席位所走过的漫长且艰难的历程，介绍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的光辉经历和见闻，讲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2019年10月1日前夕，赵维这位在建国之前参加革命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1年7月1日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光辉时刻，赵维这位拥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荣获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2025年4月2日，赵维突然因病去世，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享年96岁。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八十周年的重要年份，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伟大时间节点。我之所以要把联合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众所周知，联合国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也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确立的标志。联合国的创立者们，其根本的初衷就是想通过某种机制，避免二战那样惨绝人寰事件的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在创立联合国之初，便为联合国确立了三项宗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权。
对于联合国在过去八十年中究竟起了什么样作用这一问题，虽然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会各有不同，但主流民意还是肯定联合国的作用的。今天就想用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眼见耳闻来说明联合国的作用，以及我与联合国结下的不解之缘。
一、联合国在履行其三项宗旨方面的重要作用
不能否认，联合国宪章，其宗旨依然是当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核心。八十年来，联合国确实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人们有目共睹，联合国积极处理世界各地的突发事件，在各成员国的要求和大国的支持下，从战后到现在，维和部队的数量、维和行动的次数都在不断增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联合国秘书长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所进行的一些斡旋和调解，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联合国的作用更是明显。就我们中国来说，47年前，当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不说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比较，就是与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比较，我国也落后很多。
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始向中国提供多边发展援助，这些援助都是无条件的。1979年前后，UNDP给中国每年价值5000万美元的援助，不是给钱，是给技术项目，推动我国引进技术和专家。这在当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不但UNDP，其他一些联合国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等也是如此，都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国际接轨产生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再比如，过去我国根本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不懂得产品的商标、外观设计、技术诀窍、计算机软件、文学艺术作品等等都需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促进其健康有序的发展，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帮助我国建立起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对我国提供了很多法律上和技术上的支持，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人才。
还有一点就是联合国在制定国际规章、规则方面，应该说最具有权威性。许多国际法律、国际条约都是由联合国发起制定的，而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联合国的国际性保障了这些国际法和国际公约适用范围的广泛性。而这些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产生了积极作用。譬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些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目前许多联合国会员国都在用，我国也参加了，作用很突出。我们中国政府提出的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就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作出的庄严国际承诺。倘若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能认真履行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作出的庄严承诺，人类便有可能延缓甚至逆转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
当然，我们也不能随意夸大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也有一定局限性，许多国际事务不可能靠联合国来解决。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和决议，除了安理会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它的决议有约束力，还有第五委员会关于行政预算的决议，各成员国都必须严格遵守外，其他的联合国决议都只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效力，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也就是说，联合国的大多数决议是没有约束力，即没有“牙齿”的。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联合国在一些破坏地区安全事件上的表现感到痛心疾首，认为联合国无所作为，联合国决议形同废纸。但了解联合国议事规则的人们不难理解，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决议虽然具有约束力，即有“牙齿”，然而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都各有一份一票否决权（Veto Power）。安理会的决议如果影响到了某个常任理事国的利益，那在安理会里是根本就通不过的。比如美国，以色列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多次冲突中，美国要无条件地保护以色列，因此无论阿拉伯国家在安理会上提出多少决议草案，全部都是铩羽而归，无一能够获得通过。
二、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中合法席位的艰难历程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晤，决定于同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制定《联合国宪章》的制宪会议。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的288名代表出席大会。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磋商和谈判，6月25日，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
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中国代表第一个在宪章的中、法、俄、英、西五种联合国正式语言文件上签字。
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商定创立联合国并制定《联合国宪章》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两党合作还没有破裂。因此，在中国被邀请于1945年4月25日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时，中共方面也收到邀请，要我党也派员参加中国代表团与会。于是，董必武同志受中共派遣，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筹备成立联合国等方面工作的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我1950年刚进外交部后不久，有一次董老在广州接见外宾，我担任翻译。接见结束后，他向我谈起许多当年参加旧金山会议的情况，并感慨地说了四个字——“历历在目”。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51个创始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的董必武同志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在美国强力支持下，在英国和苏联同意下，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按五常的英文字母顺序，依次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代表第一个签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仍被已经逃到台湾、业已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所窃踞。为拿回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和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两次致电时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表明了“驱蒋纳我”的立场。这成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大上的开端，我们也由此开始了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漫长斗争。
从法理上讲，作为国际法上的主体，中国只有一个。新中国拥有继承解放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的全部合法性。这是因为：
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签字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存在重新确认会员国资格问题，即不存在重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中国在联合国内只能有一个代表。中国境内新旧政权发生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这一问题与某一或者某些联合国会员国是否承认新中国并无必然联系。
联合国对会员国政权发生更迭的承认，完全属于程序性问题，不需要联合国大会以2/3多数才能予以通过，而且在安理会内也不适用否决权。
1950年3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将《联合国问题所引起的若干法律问题备忘录》分发给除台湾国民党集团以外的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的代表，并向新闻媒介公布。
《备忘录》中提出，把对一个会员国在联合国的问题与对该会员国的承认问题联系在一起，“从实际上来看是不幸的，从法律观点上看是错误的”，并指出，“在中国问题发生之前，联合国各机关关于会员国代表权的惯例，始终是一贯认为代表权问题与国家承认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对中国问题，赖伊提出的解决原则是，“应该看两个政府中哪一个事实上能够运用资源，命令该国人民履行会员国的义务。本质上，这就是说，应该查明新政府在该国境内是否有切实统治的权力，是否为大部分人民所经常拥戴”。
《备忘录》发出两个小时后，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的代表蒋廷黻就向秘书长提出抗议。显然，这是因为台湾当局从赖伊《备忘录》中看到了它在联合国的下场。
1950年四五月间，赖伊出访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其中一项重要事宜是为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斡旋活动。5月18日，赖伊在莫斯科还与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进行了会谈。6月6日，赖伊向各会员国发出公函，指出国际形势的严重性，并强调“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以前，要取得重大的改进是不可能的”。甚至连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表示，美国反对北京进入安理会，但美国的反对并不构成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
尽管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要求于法有据，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新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道路上还是艰难跋涉了漫长的22年。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和美国的无理阻挠有直接关系。
1950年9月，第五届联大否决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决定由联合国大会组成七人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未作出决议之前仍允许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切活动的背后都是美国在操纵。
1951年11月在第六届联大上，美国借口“中国侵略朝鲜”，提出“延期讨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的提案。此后，直到1960年第15届联大的整整十年间，美国等国都采取类似招数阻挠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但是，赞成美国提案的国家数目在逐年减少，“延期讨论”提案已走到末路，美国不得不另出其他阻挠招数。
1961年，美国又指使别国抛出“重要问题”提案，要求把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当作“重要问题”来讨论，目的就是把这个问题挂起来，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规定，“重要问题”提案需2/3多数赞成才能获得通过。该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后，一直到1971年，又是一个十年，我们才获得了超过2/3的多数票。
美国还企图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就是要求允许“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由于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坚决反对“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企图，并向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反复声明这项政策，因此美国的这个企图才始终都没能兜售出去。
1970年第25届联大上，在支持恢复我国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表决结果中，赞成票数第一次超过了反对票数。此时，美国也意识到，多年来被它操纵的联合国表决机器已经不那么灵了。这迫使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正视现实，开始重新考虑对华关系。
1968年11月5日的选举日上，理查德·尼克松获胜，当选为美国第37任总统。
1968年11月5日，尼克松战胜民主党的汉弗莱和美国独立党的华莱士，当选为美国第37任总统。在第一个任职期间，尼克松将美军撤出越南，开始考虑制定新的中国政策，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且访问中国。
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启了一次颠覆性的访问。
那时候，国内正值“文革”期间，外交部很多人都被下放了。我当时是亚非司东非处处长，因为我比较了解亚非国家的问题，就被部里留了下来。所以从1969年起，我一直都在观察、研究亚非国家、不结盟运动、阿盟、非统组织等情况，以及它们对中国的态度，对当时的情况还算比较了解，也有自己的一些分析，当时国际司的同志也时常来同我交流情况。我个人感觉，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应该已是大势所趋，就具体时间而言，乐观一点的话应该在1971年，如果谨慎一点分析，也不会拖过1972年。
在众多与中国友好国家的不懈努力下，联合国内形势终于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根本性变化。1971年召开的第26届联大，从10月18日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尽管美国等国代表四处游说，对有关国家极力威胁利诱，但已无法挽回败局。
经过约一周的辩论，10月25日晚，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并正式成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老布什被迫承认：“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反西方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信动摇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应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提案获得通过时，许多国家的代表为之欢呼雀跃。
当获知我国在联合国中席位得以恢复的时候，我们国内并没有作好马上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的准备。因为，虽然我们知道重返联合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对于具体时间的预估还是比较慎重的，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因此，当这个喜讯从天而降的时候，大家惊喜之余，还是在要不要马上派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马上派遣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大会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方的圣诞节不久就要到了，届时联大也将休会，时间太紧，来不及准备，因此今年就不去了，在国内先做好准备工作，等来年三四月份联大复会后再去。
对此，毛泽东同志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要去，赶快去！”毛主席一锤定音。
图文转自：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
